红包指包着钱的红纸包儿，最开始的意思是指压岁钱，在广东港澳台等经济发达地区称为“利是”，在世界有华人居住的地方，更多的是用于喜庆时馈赠礼金。到了现在，开始泛指奖金和贿赂他人的钱。
了解红包的由来和发展很有意思。
先从压岁钱说起。春节拜年时，长辈要将事先准备好的压岁钱分给晚辈 ’ 据说压岁钱可以压住邪祟，因为“岁”与“祟”谐音，晚辈得到压岁钱就可以平平安安度过一岁。民间认为分压岁钱给孩子，当恶鬼妖魔或“年”去伤害孩子时，孩子可以用这些钱贿赂它们而化凶为吉。
派“红包”是中国新年的一种习俗，中国人喜爱红色，因为红色象征活力、喜庆、吉祥与好运。派发红包给未成年的晚辈，是表示把祝愿和好运带给他们。红包里的钱，只是要让孩子们开心，其主要意义是在红纸，因为它象征好运。单位里的头头给下属发年终奖金，公司老板给职员派“红包”，则有论功行赏、感谢和笼络之意，一年下来大家辛苦了，发点钞票以示安慰，也希望来年更加努力，更上层楼。
红包也是婚嫁喜庆的礼仪，以及亲友初会、相聚互馈祝愿的表示。再一种，则是在受了大恩惠，被帮了大忙之后完全出自内心感激之情的酬谢。
至此，红包文化除了体现中国人注重礼尚往来外，还有受惠不忘施与者，也有不敢忘恩负义的心态。红包往来纯粹出于真心诚意，绝无交易污垢。
红包是什么时候开始异化、变味的呢？
一切似乎都与利益交换有关。改革开放初期，大家开始向“钱”看。金钱不是万能的，没有金钱那是万万不能的……金钱开始成为人们交往的敲门砖和人际关系的润滑剂。
不仅在中国，在世界上其他地方也一样，最重要的社会资源都被各级官员控制着，一个人控制的社会资源越多，证明他掌握的权力也就越大。这些权力包括干部任免晋级权、物资分配权、人事调配权、职称或各类奖项评审权、子女升学就业权等等，除了各级领导，一些重要部门岗位的职工如医生、裁判、监管，乃至门卫、火葬场职工等等，只要跟国计民生或人们的生老病死、工作生活有关，均大开送礼之风，红包遂逐渐变味。送红包也渐渐有了“行情”，形．成可怕的“陋规”。
既是行情，不但心照不宣，而且“论斤计两”、” 按质议价”。这样的红包收受，实际上就是“贿赂”。常听人抱怨世风日下，岂不知这里面有我们每一个人的“功劳”，现如今谁敢理直气壮地说这一辈子从来没有给别人送过礼、派过红包？回头看民间长辈给晚辈压岁钱的动机就很有意思，长辈担心孩子打不过恶鬼妖魔或“年”，为了避免受到伤害，就用那些钱去贿赂，这里就包含了钱能通关、破财消灾、花钱买平安的意思。因此，不管是为了趋利，还是为了避害红包都能派上用场，这也可以说是我们骨子里的一种文化基因。
送红包开始还欲抱琵琶半遮面，不好意思直接送，借用茶叶盒、香烟筒、糕点盒做掩护，送到人家家里时特意地在茶叶盒、香烟筒、糕点盒上敲一敲、拍一拍，暗示里面有别的货。但那种暗示常常被人忽略，便经常发生把茶叶、香烟、糕点转送给别人，别人在里面发现一卷卷人民币的事。现在，人们早巳抛开“红纸包儿”，的面纱，在形式上呈多样化发展趋势，且决不会让人忽略，早用上了银行卡、购物卡。也有用大信封、牛皮纸袋乃至蛇皮袋的，据说要的就是那种沉甸甸、香喷喷的感觉，不像银行卡会在电脑上留下记录、物证。至于红包的大小，放心。送红包者早已根据要办的事情的大小做了比较精准的投入产出财务计算。
据说医院是红包盛行的地方，因为每个人都有生病的时候，非求医问药不行。尤其是得了大病，要住院开刀动手术，就得倚重医生、护士和医院里许多相关人员来解决，麻烦得很。患病治疗是性命攸关的事，再麻烦也要想办法克服。大部分人为了保命，为了减轻身体的痛苦，花再多的钱都愿意，这个时候人们似乎觉得医生的职业道德明显不靠谱，唯有红包效应才能立竿见影。
为什么呢？因为医院里的负担很重，要盖大楼，要添置设备，要改善职工的福利待遇，要养活离退休职工，都要钱，而财政拨款的缺口很大，医疗领域从服务型变成产业型，强调按经济规律办事，当医院变成了做生意的经营单位，还不得靠山吃山、靠病人吃病人吗？
再说了，医生大学本科、硕士、博士读下来要花十几年，评个职称、升个 科室主任副主任也是要到处花钱打点的，所有这一切支付的巨额成本都不是靠正常的工资奖金收人能够回收的。他们的劳动强度也确实是很大的，以外科医生为例，他们一天最少也有一到两个手术，一般小手术前后也要两、三个小时，稍微大点的费时更长，误餐过点是经常的事，待手术完成主刀医生已经是汗流浃背、筋疲力尽了。这时患者家属出于感恩心情，送个红包实属正常。
但这种情况也早就一去不复返了。生意场上常说一手交钱一手交货．在医院里则是“一手红包，一手开刀”。也就是说，“红包不到位，开刀等排队”。再者，不要以为红包送给主刀大夫就万事大吉了，其他助手、麻醉师、相关技师、化验员、护士长、当值护士等等，一个都不能少，缺漏了一个环节，都可能后果很严重。病家不给医生送红包，患者可能就得住走廊（一样要交钱），他的病就始终会“悬”在那里。纵然有品格高尚德术双馨的医生（或良心发现）拒收红包，患者或家属反而觉得心里忐忑不安，直到想方设法找门路托熟人，哭求跪拜务必要医生收下红包为止。
还有一种情况，就是官商之间的红包往来，其实那更多的是一种权钱交易。不过，这已经超出了本题的讨论范围，我们还是只关注披上温情人情的红包。
据说在中国做老板容易很多，微稍夸张点说，很多情况下并不需要多少专业知识与技能，特别是一些跟政府部门打交道的老板，做人比做事更重要。你要是只会做事不会做人，就可能很难获得商业机会，更不要奢望做大做强。相反，你要是善于沟通，会讨某些领导的喜欢，得到了他的赏识，你就不要担心没有生意做、没有财发。
明白了跟领导搞好关系的道理，等于事业成功了一半，起码不会犯方向性的错误。但当大家都明白这个道理的时候，老板之间的竞争便难免激烈起来。老板要争领导的宠，领导的胃口就会大起来、刁起来，就会变得不那么好伺候。反过头来，老板们就会很忙。忙什么？忙着围着领导转，请客送礼维护关系，加深领导对自己的好印象。最常规的方式、就是请人吃饭和送红包。
请人吃饭不算犯法，连违纪都很难被认定。但请客吃饭越来越成为人们的负担，要办成一件大事，光吃饭是不行的，不如红包来得干脆。
红包是否合法、算不算正常馈赠或贺礼，有一个很简单的检验方式，就是看是否会有基本等价的回礼。不过，在我看来，现在语意上的红包绝大多数已经演变成小额现金之贿赂。它唯一的难题在哪里呢？就是给双方找一个收受的理由。很多人的实践证明，这是个伪难题，很容易被双方解决。
所有的贿赂在经济上都相当于权力租赁交易，通俗地说就是用金钱购买权力的使用权。在西方，这叫“权力寻租”。中国人认为老外的搞法太冷漠了、太直接了、太不会做人了，他们更习惯借用人情往来的传统方式，把权力做人情，通过人情交换完成资源配置。
但这改变不了送红包其实就是贿赂的本质特征，因为做生意的给做官的送红包，虽然可能没有具体的诉求（大事相求价码另计），没有明确的契约回报，但也决不是不图回报。它虽然不像一手钱一手货的买卖关系那么赤裸裸，但红包的大小，一定依对象官职、权力的大小以及与送红包者的交情深浅而定，而且，几乎没有“倒送”的惯例。听说过红包送到家里，女主人打发一包香烟一包槟榔的事，听说过打三千五千的红包，倒找回五千六千的红包或等价礼品的吗？
送红包还有一个便利就是可以在办公室进行，办公桌抽屉拉开一条缝，红包很容易塞进去。放心吧，不会有人拒绝。与其拉拉扯扯让人看见，不如嘻嘻哈哈，大家心知肚明，你好我也好。
最后我要告诉大家一个公开的、小小的秘密，谁要是“运气不好”犯了“事”落在了检察院手里，红包礼金是要加到行贿受贿金额里去的。
